近半年來，隨著人民幣納入國際貨幣基金（IMF）特別提款權（SDR）的機率持續攀升，市場人士樂觀預期，此舉將會為人民幣帶來另一波榮景。考量中國經濟對全球的重要性已超過英國與日本，以及IMF公布的6.6兆美元全球外匯存底推算，人民幣納入SDR後，理應可獲得約15%權重、創造約1兆美元的人民幣需求。然而，人民幣納入SDR後的升值效應可能沒外界想像顯著，原因有三：第一，人民幣納入SDR，與MSCI是否納入A股不同。MSCI若進一步納入A股，將觸發被動式投資在資產配置上增持A股的部位，A股自然會有一波明顯的資金進駐。而人民幣納入SDR後，雖有利於推進人民幣國際化，但各國央行、機構法人或個人是否願意增持人民幣資產則屬於自發性質，而非強制性，使其效益不如MSCI納入A股般絕對。
其次，未來幾年境外人民幣資產規模可能不易如過往般翻倍增長。雖然中國人民銀行（人行）的資料顯示，截至2015年4月底，境外央行或貨幣當局在境外持有債券、股票及存款等人民幣資產達人民幣6,667億元，而其他境外機構及個人投資者境外持有的人民幣資產亦有約4.4兆元。但2015年6月陸股崩跌、政府暴力救市之舉、8月11日人民幣兌美元中間價無預警大幅貶值，以及當前中國經濟情勢持續疲弱，人民幣貶值預期依然濃厚，都或多或少傷及國際間對人民幣的評價。因此，人民幣納入SDR後，各國央行、機構及個人投資者不全然會進一步增加人民幣的持有，更遑論目前境外人民幣資產已超過5兆元，即將步入成長瓶頸期。
最後，SDR屬於一種記帳單位，全球各國央行外匯儲備中，只有約3%以SDR貨幣持有。假設人民幣納入SDR後的權重為15%，則新增人民幣配置需求也僅有300億美元水準，對市場整體影響微小。
由此可知，以人民幣納入SDR推算全球對人民幣增持的需求，進而期待未來人民幣大漲，倒不如關注中國經濟基本面來得重要。況且，就歷史經驗看來，某一貨幣成為準備貨幣後，短期匯價也未必升值。就像1999年歐元問世時，市場一度預期歐元走升，但一年後即因經濟不振，使歐元匯價貶值超過30%，顯見匯價走勢仍須取決於經濟基本面。
平心而論，人民幣納入SDR的最大意涵在於加速中國金融改革。因為SDR不只能加速人民幣國際貨幣地位提升，也能使中國推進跨境貿易和投資結算變得容易些，包括提高原油、鐵礦石在內的國際大宗商品定價權、降低中國在海外的借貸成本，並為經常項目赤字融資提供資金，有助於中國企業向海外擴張。同時，人民幣國際地位提升將營造出中國加速金融開放的良好環境，例如改革外匯管理制度、增加資本項下人民幣可兌換程度等。未來，伴隨著資本項目實現可兌換，人民幣匯率與利率市場改革進一步邁向成熟，以及人民幣離岸市場的加速發展，人民幣國際化進程也可望取得更明顯的成效。
在期待中國加速金融改革的同時，必須特別注意其規避風險管道和能力相對不足、利率曲線仍待建置、匯率有待進一步市場化，資本雙向波動性加劇將對人行的流動性管理帶來挑戰。加入SDR意味著人民幣要承擔龐大的外部壓力，維持人民幣幣值穩定的複雜性更高，未來人民幣波動幅度亦將明顯加大。而人行能否扮演好全球主要央行的角色，仍須持續觀察。（作者是元大寶華綜合經濟研究院董事長、國立台灣大學經濟學系兼任教授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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