小時候,老師的作文題目「我的父親」,我總不知如何下筆。爸爸沈默寡言,常常一天和我們講不到十句話。他的上班時間和別人不一樣,今天在家,明天就不會回家;學校調查家長職業時,媽媽總在爸爸的職業欄寫下「軍人」,還再三交代我們,不要跟同學、老師、鄰居講爸爸在情報局工作。
印象中,情報局是非常神秘的地方,有次媽媽說要帶我們去陽明山接爸爸下班,我們很興奮,結果卻只能在附近公園等;爸爸的情報局辦公室,我只能從夢中想像。
民國六十六年,薇拉颱風襲台,風強雨驟,水淹進眷村家裡;記得媽媽牽著幼稚園大班的哥哥和我到閣樓,一個人扛著雙人彈簧床墊上樓,爬上爬下,免得家具泡湯。
那一年,我才三歲,爸爸因為情報工作常不在家。媽媽一個人帶兩個小孩,還要做家庭手工縫衣服,才能貼補家用;她自己去醫院生下我、兩個孩子生病時得一個人看顧兩張病床,情報員的另一半要有過人的堅毅。
軍人待遇微薄,為了爭取更多的薪水,爸爸決定申請海外工作。後來爸爸請調回國,媽媽也出外上班,有段日子,家裡三餐都是爸爸先準備好。因為爸媽都在工作,我們從小就很獨立,因為作業沒帶、制服穿錯,沒有人會幫你送到學校,得自己料理好。
「那是一個秘密基地,老美會定期送罐頭等生活補給品來。」印度是爸爸曾經提過的海外工作地點,當時他們必須待在秘密基地裡,不能出來。每天就是吃飯、工作、睡覺,娛樂就是和同事打打桌球、紙牌,或看印度電影,偶爾和印度廚師聊聊天、交換物品,沒什麼生活調劑。
爸爸曾形容,他們的寢室是多人一間,一住就是一年(每次派任就是以一年計),至於吃的,都是老美的補給品,他們還把吃完的罐頭疊起來,當作寢室的隔間。
「那時候不能打電話,只能寫信。」媽媽回憶爸爸去印度時,就是帶著一個大皮箱過去,大概一個月左右才會有訊息回來,也不知道爸爸過得好不好。
媽媽說,爸爸在印度時,是去「後門」。我當記者後才知道,「後門計畫」是中美情報合作的一環,爸爸當時的工作是監聽破譯大陸的訊息,必須廿四小時全神貫注監聽和破譯,不能漏失絲毫訊息,工作壓力很大,這或許是爸爸沈默寡言的原因。
爺爺在國共內戰時犧牲了,爸爸跟著奶奶從大陸撤退來台,之後投效軍隊。他說過:「我是遺族,國家也很照顧我,對國家要忠心。」
前年爸爸臥病時,馬政府為實現公平正義,砍了軍公教年終慰問金;爸爸從報紙得知後感嘆:「一輩子效忠國家,現在生病了,竟然還要砍我的年終慰問金。」不知道他是病了、累了,還是灰心、失望了,從此也不再看報紙了。
算起來,爸爸只是情報工作的後勤支援,那些在前線冒險的情報員犧牲更大。
爸爸軍職退休後,常常講一些在外地的故事,對情報工作卻極少提及。我在媒體工作後,同報社的軍事記者聽說我家有情報員,很希望採訪我爸,但無論我如何撒嬌拜託都沒用。
「我們以前都發過誓的,這些都要帶進棺材的。不能講。」爸爸最後還是請我回絕同事,而爸爸也真的信守對國家的承諾,把秘密帶走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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